。我们自己来的。昨晚上包了三辆夜班车，开到天亮才到上海。”

她喘了口气。嘴里呵出白雾。

“沈老板您去巴黎，北平的铺子关门三天。三天不赚钱我们也认了――就想在码头上喊您一声。”

我张了张嘴。

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截。

三天不赚钱也认了。这话从韩婶嘴里说出来，分量跟账本上任何一笔数字都不一样。她家里五口人，全靠她一双手养。三天不赚钱，她要咬牙缩着过一个月。

“你们连夜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韩婶咧嘴笑了一下，眼角褶子堆起来。“车上面挤，我们轮流坐着睡。哑姐给你画那面旗，在车上一路描了七八遍，废了好几块布才画好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块布。哑姐站在人群里没往前挤。她看着我，嘴角微微弯着。

我见过她绣莲心的时候那种专注。比过她“出息”两个字的时候那种认真。

但她此刻的表情是另一种。

是“你走吧，我看着你走”。

我把那块布小心地折起来。没有放进布袋里。贴着里衣的胸口位置塞进去。粗棉的触感硌着锁骨。

不软。

但暖的。

“沈老板――”

第三遍了。这次声音里带上了哭腔。我扭头看过去。喊的是个年轻姑娘，比阿桃还小些，脸上挂着两道泪痕。

“您得回来啊――”

我抬手。

人群静下来。

雾在江面上缓缓流动。船上的汽笛拉了一声长响，催促登船了。

我站在铁栅栏前面，面对一千多张脸。北平虞记的。纺纱厂的。从老家赶来的。连夜坐车颠了五个小时就为了在码头上喊这一嗓子的。

她们一个个都看着我。

像我当年站在虞记门口挂那块招牌时一样。

“去巴黎这件事，”我开口，声音比预想的稳，“是虞记的事，也是你们的事。你们今天在这里喊我――我记住了。十二件旗袍，每一件上面都有你们一针一线。我替你们带着它们去见洋人。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那些洋人怎么看它们的一字不落地讲给你们听。”

哑姐从人群中又往前挪了半步。她没说话――从来也不说话。但她抬手指了指我胸口那块布的位置。又指了指船的方向。然后把手掌摊开，往怀里收了一下。

那个手势意思是：带着，然后带回来。

我冲她点了点头。

春兰在身后轻声说：“师父，该登船了。”

我最后看了一眼铁栅栏那边。一千多个人挤在一起。晨雾从江面上漫过来，把她们的脸笼得模糊了些。但那些举起来的手清清楚楚。有挥着的。有攥拳的。有捂着嘴的。

韩婶在最前面冲我使劲摆手。摆得像要把雾扇开似的。

我转身走上跳板。

木板在脚下微微发颤。底下是黄浦江灰绿色的水面。阿桃走在我前面，春兰在后面。十二只樟木箱已经吊上了甲板。

我走到船头的位置停下来。转过身。

码头上的人没散。

我站在船舷边往下看。铁栅栏那一排人影越来越小。但哑姐那块白布还在晃――她举着它，在晨雾里像一面小旗。

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清我的脸。

但我朝那个方向笑了一下。

汽笛又响了。船开始离岸。

我趴在船舷上没动。码头往后退，铁栅栏、人影、那块白布，一点一点缩成模糊的色块。黄浦江的风从东面吹过来，把我的围巾吹起来搭在肩上。

背过身的那一刻。

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。

春兰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捧着那本法文会话手册。但她没翻页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。

最后只说了一句。

“师父，进舱吧，江上风大。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把围巾重新拢好。低头拍了拍胸口的位置。那块粗棉布隔着衣料贴着皮肤，边角的棉线有点扎人。

“嗯。进舱。”

往舱里走的时候，我经过甲板拐角。

哑姐那块布上的炭笔弧线在脑海里还清清楚楚。江水、桅杆、虞字的一角。

傅沉渊走的那天，他说“回来的时候我去码头接你”。我当时想的是北平的码头。现在船正往南走，经过吴淞口，再往东就是公海了。

我站在船舱门口回头望了一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