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舟走进去，在韩冰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。

桌上有一杯没人认领的咖啡，已经凉透了，杯沿上凝了一圈深褐色的咖啡渍。

他把那杯咖啡推到一边，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和笔――不是笔记本电脑，是纸质笔记本，封面是牛皮纸的，边角已经卷了，里面写满了他在跑男录制间隙、在酒店房间里、在老赵棚子里等人声轨下载的时候随手记下的想法。

关于这个剧本的想法。

“先看墙。”

韩冰用红笔指了指那面贴满人物关系图的墙，“这是我团队花了三周时间整理的。

每个人物、每条关系线、每个伏笔的埋设点和回收点，全在上面。”

林舟站起来，走到墙前面。

他的目光从最左边的人物开始，沿着那些红蓝绿黄的线慢慢移动，像一个人在迷宫里走，每走一步都在确认自己脚下的路是不是对的。

他看到了一条线――红线，从主角连接到配角b，标注写着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
又看到另一条线，蓝线，从配角b连接到配角c，标注写着“旧识”。

再往前，红线从主角分支出两条，一条指向配角d，一条指向配角e，标注分别是“敌对”和“伪造的敌对”。

他看了十几分钟。

然后他回到座位上，翻开笔记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那一页上画着一个他自己画的人物关系图――不是用彩色马克笔，是用黑色圆珠笔，线条在纸上密密匝匝地叠在一起，有些地方因为用力太大把纸画破了。

他把笔记本推到韩冰面前，指着图上最角落的一个小圆圈，那个圆圈旁边写着“受害者本人”四个字，字迹潦草到几乎认不出来。

“韩导，我有个想法。”

他说。

韩冰把红笔放下，拿起了林舟的笔记本。

他没有翻到别处，就盯着那一页看了很久，久到桌子对面的一个编剧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改自己的那一场。

“真正的凶手不是那个看起来最可疑的人，”林舟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桌子周围的六个人同时停下了手里的事，耳机线从耳朵里滑出来也没有捡，“是受害者本人。

整件事是她策划的。

从车祸发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一块碎片――现场的脚印、车窗上的指纹、目击证人的证词――全部在她的计划之内。

她不是在躲避凶手，她是在引导所有人走向她设计好的终点。”

韩冰把林舟的笔记本轻轻放在桌上。

他摘下眼镜，用帽衫的衣角擦了擦镜片。

镜片上有指印，有咖啡渍，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去的红色墨水。

他擦了很久，擦到镜片在日光灯下反出冷白色的光，然后把眼镜重新戴上。

他转头看着桌子对面的六个人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同时坐直了的话。

“重写第三幕，按林舟的来。”

没有人反对。

不是因为不敢――韩冰的团队跟了他很多年，该吵的时候比谁都吵得凶。

没有人反对是因为他们都知道，这个反转是对的。

它不只是在原有的故事结构上加了一个新ist，它是在原有的结构底下挖出了一层新的地基，然后把整栋楼重新建在了这层地基上。

工作量很大――第三幕的重写意味着前两幕的伏笔要重新埋，人物的动机要重新推，甚至某些场次的拍摄顺序都要调整。

但没有人抱怨，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个反转会让这部电影从“一部还不错的悬疑片”变成“一部让人记住很久的悬疑片”。

接下来的两周，林舟的生活进入了另一种节奏。

白天在老赵棚里录音、编曲、打磨《起风了》的弦乐铺底，晚上在韩冰的工作室里改剧本。

写剧本和写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写歌是情绪的瞬间爆发――一段旋律在你脑子里出现了，你抓住它，把它变成音符，配上和弦，填上词，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。

写剧本不一样。

剧本是逻辑的精密编织，每一个情节的推进都要有前因后果，每一句台词都要服务于人物性格或者情节发展，每一个伏笔的埋设和回收之间的距离要精确到帧。

你不能因为“这段台词写得漂亮”就把它留着，如果它对推动情节没有帮助，它就是多余的。

林舟花了三天时间才适应这种思维方式。

他坐在编剧工作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