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后的一个黄昏，王婆婆就坐在那棵大榕树下，靠着七杀碑，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人们发现她的时候，她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，像是看到了什么让她安心的事情。

她下葬的那天，全镇的人都来了。连平日里最抠门的郑家老爷子，都掏钱请了一班吹鼓手，送老太太最后一程。坟就选在镇北的白果树下，据说那是王婆婆自己生前挑的地方。

墓碑上刻着四个字：慈心婆婆。

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姓什么，叫什么。大家只记得，她是重阳镇上心肠最软、嘴皮子最硬的老婆婆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明末清初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乱，像一阵狂风刮过四川这片土地。张献忠死了，大明朝亡了，大清朝立了。战乱过后，四川盆地十室九空，曾经繁华的成都城里，狐狸在街道上做窝，野兔在皇宫f墟里打洞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了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历史事件。如今许多四川人的祖先，便是在那个时候，挑着担子，背着娃娃，踏上了入川的道路。

最先来到重阳镇落户的，是一户姓郑的人家。当家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，叫郑有田，祖上是湖北麻城的。他带着老婆孩子，外加两个兄弟，一家七八口人，赶着一头瘦驴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座荒废的镇子。

那时候的重阳镇，早不是当年史家街的模样了。战乱过后，镇上的房屋塌的塌，烧的烧，满目疮痍。街道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，野狗在废墟里钻进钻出。只有那棵大榕树还活着，枝繁叶茂地立在街口，树下那块七杀碑，被荒草遮住了一大半。

郑有田站在街口，看着这片废墟，愣了半天。他老婆在身后小声说：“当家的，这地方……能住人吗？”

郑有田没吭声，走到大榕树下，拨开荒草，露出那块石碑。七个“杀”字赫然映入眼帘，虽然历经风雨，笔画依然清晰可辨，像七只睁着的眼睛。

他伸手摸了摸那七个字，忽然笑了：“好地方。就这儿了。”

老婆急了：“当家的，你没看见那碑上写的啥？七个杀字！这地方怕不是闹鬼吧？”

郑有田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说了一句让后人念叨了几百年的话：“杀字怕什么？杀出一条血路，才能活出个人样来。这地方有煞气，煞气就是活气。走，咱们就在这儿安家！”

郑家人便在重阳镇的正街中心地段，清理出一片老屋基，开始修房造屋。郑有田是个有眼光的人，他没有急着修自家的住房，而是先在驿道边上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茶棚，给过往的行人提供茶水。

那时候，驿道上已经渐渐有了行人。逃难的、做小买卖的、寻找亲人的，三三两两地从这条古道上经过。郑有田的茶棚虽然简陋，可茶水烧得滚烫，价钱也公道，过路的人走到这儿，都愿意坐下来歇歇脚，喝碗茶。

郑有田一边卖茶，一边跟过路的人攀谈。他嘴巴甜，见啥人说啥话，把天南地北的消息都收进了耳朵里。今天听说哪儿在招垦荒的人，明天听说哪儿的盐能卖出好价钱。一来二去，他心里就有了谱。

写得花团锦簇，放榜的时候却名落孙山。

请了多少位风水先生来看，说法都差不多：“张大帅的那块碑，镇住了这地方的龙脉。发大财可以，出大人物，难了。”

郑家的人听了这话，倒也不恼。郑守业的孙子郑百万说过一句名：“当官有什么好？伴君如伴虎，还不如做生意踏实。银子揣在自家兜里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郑家人心里还是有些不甘。他们请来石匠，想在七杀碑旁边再立一块碑，写上郑家历代祖先的功德，看看能不能破了那个“镇龙脉”的局。可说来也怪，那碑刚立起来，当天夜里就自己倒了。再立，再倒。第三次立起来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碑身裂了一道大口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劈开的。

郑百万叹了口气，摆摆手说：“罢了罢了，天意如此。不立了。”

从此，再没人敢动那块七杀碑旁边的心思。

倒是甄家，在光绪二年的时候，迎来了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。甄家有位祖奶奶，年轻守寡，独自把儿子拉扯大，又把儿子的儿子拉扯大，一辈子守身如玉，贞节之名传遍了十里八乡。地方官把这桩事上报到了朝廷，光绪皇帝龙颜大悦，下旨旌表，赐建贞节牌坊。

这对重阳镇来说，可是破天荒的大事。皇帝亲自下旨旌表，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人评上了全国先进典型，是要树碑立传、永垂不朽的！

为了迎接钦差大人前来监督修造贞节牌坊，重阳镇上下忙成了一锅粥。郑家出了银子，贾家出了木料，甄家出了工。镇里在街口特意修了一座接官亭，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，气派得很。

钦差大人姓那，是个在京城里待了大半辈子的旗人，被外放到四川这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