晃着。

从那天起，咖啡屋里多了几样东西：一张旧竹椅，月生伯伯从茶馆里搬来的，说坐不惯那软乎乎的沙发，坐久了腰疼；一个盖碗，虚老幺特意从供销社买来的，碗盖上画着一枝兰花；还有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，每天早上月生伯伯亲自从茶馆提过来，用棉套子裹着保温。

咖啡和茶，就这么在虚老幺的店里和平共处了。

入冬后的第一个逢场天，古驿道上的摊位从街口一直摆到了街尾，卖鸡的、卖蛋的、卖红薯干酸豆角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
贾眼镜又在阶梯教室办了一场讲座。这回不讲茶，也不讲咖啡――讲对联。他穿着那件领口磨白了的蓝咔叽布中山装，袖口上还沾着早上批改作文时蹭的红墨水。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两行字，上联是“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”，下联是“学富四海苦读且无倦岂为小人”。粉笔字端端正正，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。

他问还有谁记得这副对联。刘二娃第一个举手，手举得太高，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。他说是甄老师写的，贴在甄老师寝室墙上的，上次他去交作业的时候念过一遍，念完了甄老师还给他倒了一杯水。

贾眼镜说是，也不是。这副对联是甄老师写的，可它现在贴在光才书屋的门框上，贴在茶馆的墙上，贴在好多学生的笔记本第一页，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过了塑。

它已经不只是甄老师的对联了，它是咱们重阳镇的对联。

贾眼镜把粉笔放在讲台上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。他说咱们镇上有很多对联。郑家无缺堂门口有一副，甄家茶馆门口有一副，极乐寺弥勒佛旁边有一副，白云庵静闲师太的茅庵门口也刻着一副。对联是什么？对联是咱们的根。

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那个大大的“根”字旁边，又写了一个“家”字。他说有根才有家，有家才有对联。

他说对联、茶、古驿道、七杀碑、无字碑――这些都是根。人没有根，走到哪儿都是飘着的，像浮萍一样，水往哪儿流你就往哪儿漂。

他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目光扫过教室里每一张脸。他问他的学生将来离开重阳镇走了出去，能不能把家乡的对联讲给别人听。
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。然后有人喊了一声“能”。是王红梅。她站起来，两只手撑在课桌上。然后是孙小梅，她的声音比王红梅还大。然后是虚五，他站起来的时候带倒了旁边的椅子，哐当一声。然后是刘二娃，他喊得最大声，脸都涨红了。最后全班都喊了，声浪冲出窗户，在操场上回荡。

散会后，贾眼镜一个人回到光才书屋。夕阳正透过窗户照在书架上，把那些书的书脊一个个地照亮，烫金的书名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他抽出一本《古文观止》，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，是《岳阳楼记》――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
窗外有人在远处喊――贾老师，走了，食堂没饭了，今晚吃回锅肉。

他合上书，站起来，把椅子推进桌下，顺手把桌上那张被学生画了茶壶的废纸扔进了纸篓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副对联――东西哥哥写的那副。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，红纸的边缘也开始泛白，可字还是清清楚楚的。他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走廊上，东西哥哥正夹着作业本往办公室走，作业本摞得老高，最上面那本歪了，他一边走一边用下巴去顶。两人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。

贾眼镜推了推眼镜，对东西哥哥说今天讲座讲到你那副对联了，学生们都记得，一个字都不差。

东西哥哥把作业本换了个手，笑了笑。那笑很平淡，可底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他说那就好。两人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，看着窗外操场上最后几个学生在收球。然后各自转身，一个往办公室走，一个往校门口走。

春节临近的时候，古驿道上挂满了红灯笼，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春联。郑光才的大女儿从云南来了一封信，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，邮戳是昆明。信里说丽雅娜将在开春后启程，来重阳镇看看父亲，看看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地方――那个有七杀碑、有无字碑、有八宝琉璃井的古镇。

郑光才把那封信折好放进怀里，和大外公那年写给他的信叠在一起。他拄着拐杖走到白蔹的坟前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他对着那块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的石碑站了很久，然后把拐杖靠在碑座上，慢慢蹲下去。

他说她终于要来了。你放心，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――院子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，她的屋子收拾干净了，门口的石凳也搬好了。你没有等到我，她等到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得起她。你和她，都是好人。

风吹过坟头的茅草，像在点头。

风从东山吹下来，穿过七杀碑上被岁月磨浅的裂纹，穿过无字碑上被月光填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