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很长，枝头的青枣在霞光中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枣树，这是父亲种的，五十多年了。父亲早就不在了，可树还在，年复一年地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大哥坐在旁边抽着烟，烟雾在暮色中缓缓升起，很快就散开了。

“哥，你一个人，不闷吗？”河生问。

“闷。”大哥把烟掐灭在鞋底上，发出一声细小的嗤声，“可是有什么办法？你嫂子走了，孩子们在外面，我一个人。闷也得过。”

“跟我去上海吧。”河生转过头看着他，“住几天。”

“不去。”大哥摆了摆手，“上海太远了，不习惯。我去了，这院子怎么办？这树怎么办？没人浇水、没人施肥、没人看着。”

“树不用天天看。”

“得看。一天不看，心里不踏实。”大哥抬起头，看着那棵枣树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依恋，“这棵树，是咱爸种的。爸走了，树还在。我得替爸看着它。”

河生没有再劝。大哥这人，他是知道的，认准了的事，谁也劝不回来。就像母亲，认准了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“哥，我以后多回来。”

“好。”大哥看着他，笑了，“你回来，我给你杀鸡。”

“不用杀鸡。你吃什么我吃什么。”

“那不行。你难得回来，不杀鸡哪行？”

河生没有再争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哥果然杀了一只鸡，炖了一锅汤。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大哥脸上，河生蹲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酸酸的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只有过年才杀鸡。母亲杀鸡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着，哭着，说不要杀。母亲说：“不杀鸡哪有肉吃？”他不懂，现在懂了，可是懂了以后再也回不去了。

“河生，你喝汤。”大哥盛了一大碗，递给他，碗底还卧着一个鸡腿，满满地浸在汤里。

河生接过碗，喝了一口。汤很鲜，鸡肉很嫩，和他记忆中母亲炖的味道一模一样。“好喝。”

“好喝就多喝点。”大哥又给他盛了一碗。

回上海那天，大哥站在门口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手扶着门框，白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。

“哥，回去吧。别送了。”河生心里发堵，声音也有些发紧。

“再送送。”

大哥一直送到村口。河生上了车，大哥站在路边，朝他挥手。河生从后视镜里看着大哥的身影越来越小。他想起小时候，大哥背着他去上学，走很远的路。大哥的背很宽，很暖，也很稳。

车开了很远，河生还回头去看，大哥已经看不见了。

回上海后，河生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。青枣晒干了，红彤彤的。大哥在信里说，今年的枣结得多，晒干了给你寄些。你的胃不好，别一次吃太多。信的最后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的，墨迹都快要洇开了――“河生，一个人在家也没啥大事，就是想你多回来看看。”

河生看完信，把干枣放在桌上。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，很甜，很糯，可是吃到嗓子眼里，有些发苦。

小暑将尽，大暑在望。河生站在阳台上，远处的黄浦江在暮色中静静地流淌，江面上几艘货船慢悠悠地走着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，轻轻摇了摇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响起来，像黄河的水声，像母亲的呢喃，像德顺爷在船头唱了一辈子的号子。

德顺爷说铜铃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比黄河还远，比大海还远，比这条江两岸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的灯火还远。_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