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县学在南城，离公主府隔着六条街。

正月初六，天还没亮透，杜荷就被门口的车马声惊醒了。一辆灰布马车停在公主府门口，赶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脸被风霜削得棱角分明，见了杜荷只是点了个头，也不说话。车上放着李世民御笔的一道手谕，大意是：罪臣杜荷即日起赴长安县学挂名讲学，以观后效。

杜荷拿着这道手谕看了三遍。措辞很冷。但措辞越冷，他越觉得暖。因为这是李世民给他的梯子。一个能从禁足的泥潭里爬出来的梯子。

马车穿过长安城的大街小巷。腊月刚过，正月的风还是刺骨的。街上的积雪被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，摊贩们缩着脖子在路边支摊，卖胡饼的、卖热汤的、卖炭的，各有各的吆喝声。杜荷掀开车帘看了一眼，又放下了。

他在公主府关了一个多月。这是他。在儒家主流的官学里，这算是不务正业。但训导没有反对。他只是看了杜荷一眼，然后说了一个字。

“好。”

讲堂不大，坐了二十几个学生。都是长安县里考进来的子弟，年纪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出头不等。杜荷走进去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但更多的是审视。他们都知道他是谁。一个参与谋反、被杖责削职的罪臣。他凭什么站在这里？

杜荷没做自我介绍。他转过身，用炭条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：治国之道，先通有无。

这是他自己总结的。不是‘货殖列传’里的原话。是他把司马迁的核心思想抽出来之后用一句话重新表达的。

“诸位今天读‘史记’，读的是什么？”他转过身，看着下面的学生，“是典故？是文法？是太史公的笔力？都是，但不止于此。‘史记’是一部讲规律的书。司马迁写了一百三十篇，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，他从这两千多年里找到了一条规律，人类社会的规律。”

他在黑板上又写了一个字：利。

“‘货殖列传’通篇只讲了一个字，利。司马迁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这不是骂人。这是总结。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，不是靠道德教化让百姓不去争利，而是靠制度设计让百姓在争利的过程中，不互相伤害。”

他又写了一行字：管仲治齐，商鞅变法，桑弘羊平准。

“管仲用商业政策让齐国成为春秋霸主。商鞅用耕地和战功重新分配利益，让秦国强到能吞并六国。桑弘羊用平准均输把民间物价压平了，给汉武帝北击匈奴攒下了军费。这三个人，一个是商人出身，一个是卫国人，一个是被后人骂了无数遍的敛财之臣。但他们做了一件同样的事：让利流动起来。”

杜荷停了一下，看着下面学生的反应。有人在记笔记，有人皱着眉头，有人在发呆。但最前面一排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眼睛亮得很，坐得笔直，手里的笔一刻都没停。

“所以，你们今天学‘货殖列传’，不要只学典故。学的是方法。怎么分析一个国家的财富流动？怎么判断一项政策背后谁会得利、谁会受损？怎么在朝堂上跟反对你的人讲道理？”

他把炭条放下来。

“这才是你们将来入朝为官之后，真正需要用的东西。”

一个时辰的课讲完，杜荷自己都觉得有点口渴了。他走到廊下喝水，那个坐在第一排眼睛很亮的少年追了出来。

“杜先生。”

杜荷转过身。少年站在廊下，手里捧着一沓纸，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的板书和讲话。杜荷翻了翻，发现这少年的笔记做得比他自己讲的还要清楚，他不但记了杜荷讲了什么，还在旁边用小字标注了自己的疑问和心得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狄仁杰。”

杜荷手里的茶碗差点掉在地上。

狄仁杰。字怀英。未来的大唐宰相。武则天的左膀右臂。这个在史书上被写了无数笔墨的人，此刻站在他面前，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瘦瘦的，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色[衫，袖口磨得起了毛边。

“你，”杜荷咽了口唾沫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，“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想问？”

少年狄仁杰翻开笔记的最后一页，上面列了七八个问题。他用手指了一条。

“先生方才说，管仲用商业让齐国强大。但齐国的商业之所以能做起来，是因为齐国靠海，有鱼盐之利。换一个国家，比如秦国，没有海，只有地。秦国的商鞅用的是农耕和军功，不是商业。这是不是说明，”

他抬起头，认真地看着杜荷。

“没有一种政策是通用的。所有的政策，都取决于那个国家手里有什么牌。先生，学生想问的是：我们大唐，手里有什么牌？”

杜荷盯着这个